解读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

来源:互联网  作者:admin [字体: ]

       “近现代”是西方文化向全球稳步扩张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在非西方世界中随之而来的变化和进程?
       政治史习惯使用民族国家的范畴进行思考,这就预设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的对立、支配-从属与民族自决的对立。而选择似乎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民族解放。
       然而,这种思路可以运用到与政治相对的文化领域中来吗?西方文化的扩张是否必然就是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否和政治领域一样,只不过是西方支配在文化领域中的一个进程?假如说在民族国家问题上面临着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在文化互动的问题上是否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选择?是否可以将“文化”与“国家”等同起来,或者加以类推?我们该怎样理解双重文化的影响?
       本文集中讨论“文化双重性”与双重文化人这一相对狭窄的主题,以便在一个易于处理的范围内阐明这些问题。首先我将界定文化双重性的涵义;然后简要回顾主要的双重文化人群体,并分析学术和理论领域一般怎样对待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文化双重性。最后,我会提出一些方法上的、理论上的和实际应用上的意见。

       什么是文化双重性?

       可以将文化视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观念、习俗、技艺、艺术等等,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本文所说的文化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参与,语言双重性指一个人对两种语言的使用。语言双重性是文化双重性的一个有力的和具体的例证。一个既使用英语又使用汉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两种语言各自所蕴涵的观念和思维过程。因此一个双语者几乎必然也是一个双重文化人。诚然,在双语的使用中,两种语言互相对译而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歧义的情形是存在的,譬如指称具体的物体或简单的观念。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也有一些语词在两种语言中表面上是对等的,但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到非常不同的文化内涵。这时,语言双重性便变成了文化双重性。
       譬如说,“私/private”这个词在英语和汉语中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联想。在英语中,“private”的意思是“个人的”,与“public/公共的”相对应。从这里派生出一系列的概念:“privateproperty/私有财产”指属于个人的财产,对应属于团体或国家的“publicproperty/公共财产”;保障个人的秘密免受公众注视的“thenotionofprivacy/隐私观念”和“therightstoprivacy/隐私权”;以及处理个人之间私人关系的“privatelaw/私法”和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publiclaw/公法”。推而广之,private还用在“privateroom/私人房间”、“privateentrance/私人通道”之类的表达中,表示只为某一个人所专用。所有这些用法中,“private”引起的主要是褒义的联想,是由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绝对价值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支持着的这种联想。
       相比之下,汉语中最接近“private”的对词“私”的内涵却大异其趣。诚然,它也是与“公”相对应的,后者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public”;现代汉语中,也有一些诸如“私事”、“私有财产”等从英语概念转译过来的表达方式。但是,语义上的对等很快就截止了。汉语中的“私”马上让人联想到的是“自私”或“自私自利”之类的表达。不仅如此,“私”还很快让人联想到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私心、隐私、私通等等。事实上,“私”经常和耻辱联系在一起,与意味着无私、公平和正义的“公”相比,它是不可取的。“大公无私”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最充分地体现了“公”与“私”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与“私”有关的意义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贬义的,这是在一个久远的传统中将“公”作为一种道德理想来强调的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英语中“freedom/自由”一词首先表达出来的观念是免受或者脱离专断权力的支配。其先决条件是承认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个体的绝对价值和独立性之假定。
“自由”在现代汉语中并没有传达脱离于专断权力的含义,相比之下,更多的是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按某人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个复合词的构造类似于“自私”。事实上,尽管自由一词已见诸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届政府的多部宪法,然而时至今日它仍未摆脱与自私联系在一起的否定意味,并显然对中国的“民主”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我看来,英语和汉语的双语用法总的来说为文化双重性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一个双语者当然有可能做到将两种语言清楚地区分开,充分注重到语词在不同语言中的细微差别,从而按照它们的“本土”含义地道地加以运用。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在讲美式英语和汉语时分别象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那样思考。对他们而言,两种语言和文化体系是分离的,并不或甚少交叉重叠。概括地说,语言双重性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在两套系统的叠加关系中如何共存的问题。在这里,两种语言和文化并不会融合而形成化合物,也就是说,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会失去本来的属性,不会形成全新的、作为化合物所独有的属性。相反,它们都会各自作为一种封闭的、单立的系统而保持相互的区别。
       另一种可能是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的同时出现会导致些许混杂。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双语者经常会在一种语言中夹杂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可能在说一个句子时回到另一种语言,这可能是因为某个词汇或表达方式更加迅速地出现在大脑中,也可能是因为它更能精确地表达想到的物体、意象、观念或细微差别。比方说,香港有许多人习惯性地在一个句子中交替使用汉语和英语。在这类用法中,语言双重性是一种混合,当然仍然是物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化学意义上的复合。
       双语者有别于单语者的最大特点可能在于他/她有一种潜在的能力,可以对两种语言进行比较,并且可以从一种语言的角度思考另一种语言,从而与两者均保持某种距离。单语者可能倾向于认为只有一种方式理解“私”和“自由”,而双语者则至少有可能意识到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这些对等词或近似对等词有不同的用法或不同的思想内容。
       这种自觉意识当然会导致由于相互冲突的观念和不同的归属感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但同样也会导致创造的冲动,比如说,从两种要素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复合体。一个双语者有可能完全意识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含义和细微差别,并有可能从两者中造出新的概念和复合词。一个现存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双重文化背景的国民党立法者试图将西方法律和中国传统法律——他们视前者本质上为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基本上是家族主义的——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部他们认为是“社会”本位的中国近现代新法律。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
       这些不同的模式——共存、物理意义上的混合以及化学意义上的复合——很明显地呈现在翻译过程之中。诚然,翻译活动有时候只需将一种语言中具体的物体和简单的观念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但当涉及到一种文化中独特的观念时,也经常需要在另一种语言中发掘新的词汇或方法加以表达。有时候甚至还需要创造出新的概念来把握和涵盖两种语言中的异同。
       双语者和双重文化人有别于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背景的人之处在于:他们有一种潜在的能力进入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在两者之间进行解释,甚至进而成为两者的超然的观察者,在两者的交融中创造出新的复合词。
       下面对主要的汉-英双语者群体作一个概览,包括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华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移居美国的中国华人学者和中国“留学生”。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别固然很大,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具备文化双重性。事实上,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正好有助于凸现民族国家性和文化性之间存在的各种紧张关系。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与近现代中国的双重文化人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几乎注定就是双重文化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多年浸淫于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他们的职业就是从事双向文化解释。因此毫不希奇,美国本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包括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练习的美国国民,也吸纳了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中国国民或前中国国民。撇开民族国家角度不谈,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成为更大的文化双重性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则是更大的双重文化群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所有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都吸收了从中国移居来的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以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例如萧公权、杨联升、何炳棣。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都是这批移居的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培养出来的。
       1949年以前,留学美国的风潮至少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派出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最多的时候一年派出将近1000人,大约四分之一去美国,其余的去欧洲。1当然,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攻读的是理工方面的专科,只有极小部分从事中国研究。但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一个具有文化双重性的群体。一般情况下,这些留学生运用英语和汉语一样自如或近乎自如,而且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不弱于中国文化。
       这些留学生应该与许多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齐来理解。这类教会学校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超过50万的学生在双语课程或以英语为主的课程下注册上课。2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与西方文化的关联程度较之与中国文化甚至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留学生都出自这个行列。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数量上大大超过留学生,即使声望可能有所不及。
       在美国本土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当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批留学生之后又出现了年轻一代的中国华人学者,他们大都来自台湾和香港。其中许多人是以前的留学生的后代或其他双重文化人的后代。他们可以看作民国期间的趋势的延续,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迁移到中国国土之外的趋势。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400多位中国学学者中,华裔可能占三分之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又有几批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加入美国的中国研究。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项目中攻读并就业,人数在九十年代不断增加。这些八、九十年代的新留学生是中国和美国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留学浪潮的一部分。1991年和1992年,仅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就有39600人,人数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那一波。到了1997年,估计有270000中国大陆学生留学海外,可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在美国。总体而言,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其余都留在海外。3和以前一样,他们的专业领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只有极小一部分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但是普遍而言,他们都具有文化双重性。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留学生外,还有一个群体可称为“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孩子”。这是美国与台湾、香港以及后来与中国本身的商务和其它联系扩展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当中有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太平洋不同的两岸居住的时间几乎相等。他们同时受到中文武侠小说和英语警匪电视剧的潜移默化,他们先出现于大学关于中国的课程中,有的继而进入有关中国研究的研究院课程。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之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当然,这批人也只是正在不断扩大的双语者社会-文化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
       最后,还有一个主要由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组成的华裔群体加入到中国研究的领域,以及它所要求的进一步的语言学习。他们是近年来从本科教育中“文化多元主义课程”的影响中冒出来的研究生。
       这些华裔美国人当然也是广大“华侨”4移民浪潮的一部分。这个浪潮始于十九世纪,当时恰逢导致十九世纪中期民众运动的人口压力和国家动荡。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估计有3000万华裔生活在海外,香港、澳门和台湾不包括在内。其中,在美国的人数超过了150万。5一般说来,第一代乃至第二代海外华人都有很强的双重文化背景,到了第三、四代则弱得多。不过近些年来教育上的文化多元主义使越来越多的第三、四代美籍华人选修有关中国的课程,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进入了中国研究的研究院课程以及长期的汉语学习;更多人则通过到中国旅行以及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等渠道不同程度地成为双重文化人。

       文化双重性与国籍

       上述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体现了国籍和文化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假如我们主要以民族国家范畴来思考,通常就不会将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公民与中国留学生归入同一群体。国家主义使我们将国籍视为个人的一种根本属性,并且通常只考虑单一国籍,而不理会双重国籍的情形。事实上,入了美国藉的人们本身也作这样的要求:一个美籍华人首先是一个美国国民,其次才是一个“人种”意义上的华人。在观念和法律上,他们不希望被视作一个中国国民——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完全的公民权利和保护。因此,从国家主义角度来看,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所共有的文化双重性至多只具有一种次级的重要性。
       事实上,国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法律范畴,一种人为的构造。国籍的“本质化”造成的问题在于会遮蔽其它一些重要的共性。假如我们只关注国籍――实际上,冷战时期我们经历过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压力――那么,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国民和非美国国民之间的差异与其他中美两国国民之间的差异就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样的思维习惯忽视了一个基本现实:基于共同的文化双重性以及解读中国社会的学术目标,分属于两个国籍群体的个人是在同一个、具有内聚力的职业共同体之中紧密协作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性可以说比国籍意义上的法律差别更重要。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就其起因而言是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很大程度上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超越国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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